第三，有利于坚持标本兼治、巩固扩大反腐败斗争成果。

在章莹颖案件中，辩方则搬出54条轻判理由，试图以精神问题、没有及时得到救助等由头，在陪审团面前勾勒出一个更人性的克里斯滕森。而本案属于联邦法院系统管辖，按照联邦法律，允许对犯有绑架致死罪的犯人判处死刑，因此对克里斯滕森的死刑判决具有可能性。

变更审判地的公正审判理念的基础在于，宣传报道已经污染了预备陪审员，以至于在起诉所在的辖区，根本无法组成一个公正无偏的陪审团。美国各州对这个裁决的规定不一样，有的规定需要换陪审团审判，除非达到一致。拿联邦司法系统来说，《联邦刑事诉讼规则》第6条规定了大陪审团的组成问题，但没有明确规定大陪审团的法定人数，仅规定大陪审团的组成人数要多于16人，少于23人。有的规定直接判决终身监禁。美国大陪审团有直接决定起诉的权力，其本质是庭审之前的法官，行使的是对检察官起诉的司法审查权而不是检察权本身，其主要作用是防止被告人被错误起诉，章莹颖案件通过大陪审团起诉，说明大陪审团认可检察官的请求，也说明对被告人的起诉是公正的。

因为不判死刑的理由并不是死刑不公正，而是死刑对被执行者残忍、不人道，给被执行者亲人带来痛苦，伤害了社会大众的怜悯与仁慈之情。FBI表示，相信章莹颖已经死亡。国家的能力对权利保障的实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

绝对的重要性和巨大的争议性所形成的反差，使得尊严概念的界定越发困难。尊严内含的这两个维度在某种程度上互相矛盾，但有时也相互促进。大屠杀、流放或者剥夺国籍，这种状况下个体必然被剥夺最根本的共同体成员资格的权利，也就是阿伦特认为的唯一的人权。传统法学理论倾向于将基本权利区分为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。

(三)人权的基础抑或内容 尊严在适用的过程中，往往会交织展现两种不同的形象。享有尊严这一基本权利的主体是所有人，无论其是否具有公民身份，也不考虑他们的住所、性别、年龄、健康状况以及任何个人特征。

这里的尊严是来自康德传统而非阿伦特。事实上，即使野蛮人也生活在某一种社会秩序里。人之尊严要求国家能力和权利保障的意愿相互匹配，这是世俗化时代法治建设的根基。它能够将不同的伦理与政治观念同置一处，为个体之间的重大分歧提供妥协和意见统一的基础，它甚至还能让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手发出相同的声音。

但是，在某些极端的状况中，借助尊严这一内核，生命权可以拒绝任何限制，否认一切限制的合法性，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的绝对性。这与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的认定截然不同。这种重构无疑是有问题的。《世界人权宣言》第23条第3款：每一个工作的人，有权享有公正和合适的报酬，保证使他本人和家属有一个符合人之尊严的生活条件，必要时并辅以其他方式的社会保障。

在她看来，尊严作为政治学原则为人权提供保障，确保其不再遭受曾经的伤害。有趣的是，近代以来人之尊严理念最权威的解释者是康德，但是阿伦特的人权理论却是建立在反对康德传统的基础上。

而对于英国人来说，在他们的宪法词汇表中，也没有人之尊严这项内容。主张本质上不平等的主体天然拥有平等的权利，本身就是一种悖论。

一方面，人的固有尊严常被描述为人权的基础或来源。因为尊严是法治国和民主的基石，必然存在于现代宪法之中，其形式可能是明文规定，也可能是隐含暗示。他直接提出，身为法学家只需要考虑法律的规定，而对人之尊严的哲学解读是哲学家的工作。出现以上问题的根源之一，是混淆了尊严在宪法中的两种不同角色：具有绝对性的宪法价值的尊严和具有相对性的宪法权利的尊严。在尊严的名义下，人们为自由、平等以及体面的生活条件而奋斗。但是，在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，无论尊严还是人权的内涵较之原初的面貌都已大相径庭。

它还有另外一个相等的表述：b对a负有R的义务。套用在尊严上，对人权的担保意味着，个体用自身所具有的尊严为自身拥有权利进行担保。

而现代法治国家制定的法律权利，其可实施性则受到限制。那么，尊严的内容似乎有两个：一是自治个体所有的、不受任何干扰的私人空间。

也就是说，对于每个人来说，在享有具体的人权之前，首要的是具备享有人权的一般性资格，而人之尊严可为这一资格提供担保。人之尊严的保障依赖于正确的判断能力和认知能力，所以，在国家能力中还需要添加立法能力和司法能力，也就是软实力的内容。

但是，在尊严的重要性获得普遍承认的同时，围绕它的质疑和争论也从未停息。有学者提出：人之尊严是人权主张合法化的形式超越规范。沿袭自然法传统构建的人权在面对极权政治的冲击时，无论概念本身的理论内涵还是实践中的贯彻都陷入了困局。然而，印度宪法仅在序言中单独提及，要确保在人民中间提倡友爱以维护个人尊严，并没有直接将之与人权联系在一起。

而在现实中，权利的保障也必然受到稀缺财政资源分配的影响。然而，这一伟大的理念及其实践并没有阻止世界陷入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。

在边沁看来，没有在司法上自我维护能力的权利，只是踩在高跷上的废话。例如，我国宪法规定的是人格尊严不受侵犯，对于何为人格尊严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读，有将之视为与德国基本法规定相似的，也有认为二者截然不同的。

阿伦特并没有对尊严展开深入的讨论，对她而言，这一理念只是作为一个政治原则来保障拥有权利的权利。(10) 同哈贝马斯的论点相似的还有阿伦特的观点。

作为道德权利的人权为自身的实定化提供了规范性的理由。人基于人的本性，生而拥有平等的权利。例如，在曾经深受种族隔离危害的南非，宪法十分强调平等权，禁止任何基于种族、性别、肤色、性取向的歧视。伯克强调不要指望纯粹假定的、形而上的人的权利。

在当代法学领域，人之尊严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。它涉及的不是已经制定的法律，而是向法律的转化。

阿伦特更是认为前国家的人权理解，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是完全无用的。第四，还有一类国际法律文件完全没有提及人之尊严，只将人权单独定位为最终的规范性基础。

突然间，政府不再为特定的人群提供保护，更在随后进一步剥夺其身为公民的权利乃至道德权利，直至个人被彻底剥离一切社会属性，最终限缩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。不过，这八种能力都属于国家行动能力，也就是通常所言的硬实力。